“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读《伟大梦想与立党 兴党 强党》 

发布时间：2021-6-1  稿件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恩格斯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发展就有了前进方向，中国人民就有了强大领导力量，中国革命就有了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密码是什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由郝永平、黄相怀等撰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伟大梦想与立党兴党强党》对此作了深入解读。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 

　　历史雄辩地证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办好中国一切事情的根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发挥领航作用？本书从四个角度进行了总结。 

　　一是因为“主义真”。 

　　近代以来，差不多世界上有代表性的理论、学说、主义都在中华大地上被尝试过，但都没有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也没有在中华大地上真正扎下根来。毛泽东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本书列举大量事例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马克思主义，能够真正解决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二是因为“作风好”。 

　　1940年5月31日至6月7日，陈嘉庚访问延安，毛泽东仅以白菜、咸饭相待，外配一味鸡汤。本书中对此事作了详细描写。“筵仅一席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面置方桌巾，已陈旧不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上，适风来被吹起即弃不用。”毛泽东对此很是抱歉：“我薪俸有限，没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我有远客，送给我的。”而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官场腐败，陈嘉庚看到，“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他看清了共产党艰苦抗日的高昂斗志，认定“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书中给出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那就是以好的作风赢得人民的信赖与支持。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绝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三是因为“纪律严”。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本书以大量笔墨写下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的故事。在枪炮声停了之后，第二天一早，宋庆龄想了解外面的情况。结果到街上一看，解放军指战员整整齐齐地和衣而卧在她家门前。宋庆龄被深深地震惊和感动了：共产党军队军纪如此严明，由他们领导中国还担心什么？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作为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靠什么来管好自己的队伍？靠什么来战胜风险挑战？除了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外，必须靠严明的纪律。 

　　四是因为“爱人民”。 

　　1934年11月，红军正进行艰难长征的时候。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位疲惫不堪的女红军在军队驻扎休整时借宿在村民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书中引用徐解秀老人的话来给共产党下定义：“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女红军临走时对徐解秀说：等革命成功后，一定要送你一条完整的新棉被。“半条被子”的故事里，蕴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 

　　铁打的人是勇于自我革命的人 

　　1949年，有一名高级领导干部曾提出军队要增加薪水。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当时，有不少同志也有这个想法。但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1956年11月15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及此事，指出，“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革命未有穷期，奋斗永在路上。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当然就是强大的样子。强党，就是要使党成为“铁打的人”；强国，就是党要干好“打铁的事”。 

　　怎样才是铁打的人？书中指出，铁打的人“是拥有饱满革命精神的人”“是拥有坚定理想信念的人”“是勇于自我革命的人”“是坚定迈向未来的人”。 

　　理想信念动摇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最后，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调研时指出：“我们一定要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私人利益，追求的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追求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能走着走着就变了味，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自我革命绝非易事。书中提到，“自我革命是凤凰涅槃，需要刀刃向内的决心，需要刮骨疗毒的勇气，需要滚石上山的毅力。”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我们党通过理论武装凝心聚魂，通过整饬作风激浊扬清，通过严明纪律强化约束，通过严惩腐败吐故纳新，通过从严治吏推陈出新，通过“走出舒适区”激发奋斗精神，通过叩问初心保持蓬勃朝气，使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大大加强。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使得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全面就要全面到边，严格就要严格到底，治就要治出成效。也正是在这一伟大自我革命中，我们党的制度形态、组织形态和精神状态得到了革命性锻造，再次焕发出了强大生机活力。 

　　我们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信心和勇气。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正如书中所述，做一个铁打的人，“正确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如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作者：李子平） 

　　超越“认知藩篱”，消弭“理解赤字”：《大国竞合》 

　　发布时间：2021-6-2  稿件来源：北京日报 

　　《大国竞合》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切入，客观简明地分析了中美两国在经济、教育、法治、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模式等方面的主要异同及分歧根源，指出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不同，存在认知偏差在所难免，因此要加强相互了解，超越“认知藩篱”，消弭“理解赤字”，寻求共同发展。 

　　书中每章短小精炼，观点理性公允，对于想要快速了解美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的中国读者，不失为一本实用的工具书。 

　　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作者为麦肯锡荣休高级合伙人彼得·沃克，陈春华译。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作者认为美国国内对中国存在一种误读和不信任，其中一个主要根源是，美国完全无视塑造今日中国的历史文化，纯粹从西方视角来评判中国。此外，这种情绪还很大程度源于美国担心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恐惧。 

　　事实上，“输赢”只反映了典型的西方二元论思想，以及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紧张情绪。如果西方不能超越“输赢”的狭隘理念，那么就很难实现“双赢”。 

　　对21世纪的世界和平与稳定而言，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彼得·沃克认为，尽管关于中美关系的对话多集中在分歧上，但事实上两国有许多共同点。要成功解决全球重大问题，两国必须携手合作。如果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能实现相互理解和尊重，接受彼此的历史和文化现实，承认相互间固有的差异以及相似之处，达到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中美就有机会共同为全世界带来重大而积极的影响，这也是作者在书中探索的目标。 

　　作者明确指出，根植于历史文化的治理模式将不会改变。矛盾的逻辑实则反映了当下一些美国人对本国现行治理模式的偏执“崇拜”，言外之意就是他们承认美国治理存在问题，但却放弃了完善和革新它的选择权。但对我们来说，通过理解美国的历史文化、观察作者对美国治理困境的反思，也为认识美国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责编：朱玥颖） 

　　《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从了解现状开始 

　　发布时间：2021-8-13  稿件来源：中国青年报社 

　　兰小欢，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院副教授，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战略与研究总监。主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在多个国际一流期刊发表文章，并担任发展经济学国际一流期刊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副编辑。 

　　著有经济学科普读物《一转念：用经济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编译《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注重描述现实，注重解释当下正在实施的政策和改革 

　　《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这本新书讲的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故事，其中有让我们骄傲的繁华，也有让我们难免忧心的房价。这本书写给大学生和对经济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希望能帮他们理解身边的世界，从热闹的政经新闻中看出些门道，从乏味的政府文件中觉察出些机会。 

　　该书的主角既不是微观的价格机制，也不是宏观的经济周期，而是政府和政策，内容脱胎于我在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课程讲义。我尽量用通俗的语言讲述核心的内容和观念：在我国，政府不但影响“蛋糕”的分配，也参与“蛋糕”的生产，所以我们不可能脱离政府谈经济。必须深入了解这一政治经济机体如何运作，才可能对其进行判断。我们生活在这个机体中，我们的发展有赖于对这个机体的认知。要避免把舶来的理论化成先入为主的判断——看到现实与理论不符，便直斥现实之非，进而把要了解的现象变成了讥讽的对象——否则就丧失了“同情的理解”的机会。 

　　我国的政治经济现象非常复杂，不同理论和信息都只能反映现象的不同侧面，至于哪个侧面有用，由读者决定。对从事经济实务工作（如金融和投资）的读者，我希望能帮助他们了解日常业务之外的政治经济背景，这些背景的变化往往对行业有深远的影响。对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由于他们所学的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之间脱节严重，我将我国政府作为本书分析的主角，希望可以帮助构建二者之间的桥梁。对非专业的读者，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他们读懂国家政经大事和新闻。 

　　这本书注重描述现实，注重解释“是什么”和“为什么”。当不可避免涉及“怎么办”的时候，则注重解释当下正在实施的政策和改革。对读者来说，了解政府认为应该怎么办，比了解“我”认为应该怎么办，重要得多。 

　　引用的260多种文献中，绝大多数发表于2010年之后 

　　《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以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为主线，分上下两篇。上篇解释微观机制，包括地方政府的基本事务、收入、支出、土地融资和开发、投资和债务等；下篇解释这些微观行为对宏观现象的影响，包括城市化和工业化、房价、地区差异、债务风险、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国际贸易冲突等。最后一章提炼和总结全书内容。 

　　本书使用了很多数据，若处处标注来源，会影响阅读。所以对于常见数据，如直接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或万得数据库中的数据，我没有标注来源，但读者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到。只有那些非常用数据或转引自他人研究的数据，我才注明出处。本书使用的数据和文献，跨度很大。引用的260多种文献中，绝大多数发表于2010年之后。假如没有近些年本土经济学研究的飞速发展，没有海外对中国经济研究的日渐深入，我不可能整理出这么多素材。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重镇，向来重视制度和历史分析，也积极参与现实和政策讨论，我对中国经济的深入学习和研究，是在这里开始的。学院几乎每周都有十数场报告，既有前沿学术探讨和热点政策分析，也有与业界和政府的交流讨论，在这种氛围中，研究者自然而然会关注现实问题。本书几乎每一章的主题，复旦的同事都有研究和著述，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在复旦工作的六七年中，我几乎每周都参加陈钊和陆铭等同仁组织的学习讨论小组，本书中的很多想法都源于这些讨论。 

　　2017—2018年，我做了大量实地调研，与很多企业家、投资人和政府官员交流，这些经历影响了本书的视角和框架。感谢在这个过程中帮助过我的很多领导和业界精英。 

　　本书虽为大众读者所写，但严格遵循学术规范，使用了大量前沿研究成果，可用作大学相关课程的参考资料。与各章节内容相匹配的课件，可通过扫描本书前勒口的二维码获取。 

　　培养出一种“发展”的观念 

　　本书介绍了我国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从微观机制开始，到宏观现象结束。总结一下，这一模式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城市化过程中“重土地、轻人”。第二个特点是招商引资竞争中“重规模、重扩张”。第三个特点是经济结构上“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第五章和第六章分析了前两个特点的得失，并介绍了相关改革。第七章则分析了第三个特点。其优点是能快速扩大投资和对外贸易，利用全球化的契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但缺点是经济结构失衡。对内，资源向企业和政府转移，居民收入和消费占比偏低，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对外，国内无法消纳的产能向国外输出，对贸易平衡有不利影响。 

　　经济结构再平衡，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伴随着国内的痛苦调整和一些国际冲突。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期，而我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第二大经济体，百年来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角，对欧美主导的经济和技术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也面临巨大反弹和调整。其实，对于常年关注我国经济改革的人来说，过去的40年中没有几年是容易的，经历过几次大的挑战和危机。所以我常跟学生调侃说经济增长不是请客吃饭，是玩儿命的买卖。站在岸边只看到波澜壮阔，看不见暗潮汹涌。 

　　至于说落后的工业国在崛起过程中与先进国之间的种种冲突，历史上是常态。盖因落后国家的崛起，必然带有两大特征：一是对先进国的高效模仿和学习；二是结合本土实际，带有本国特色，发展路径与先进国有诸多不同之处。虽然第一个特征也常被先进国斥为“抄袭”，但第二个特征中所蕴含的不同体制以及与之伴生的不同思想和意识，先进国恐怕更难接受。 

　　未来不可知，对中国经济的观察者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培养出一种“发展”的观念。一方面，理解发展目的不等于发展过程，发达国家目前的做法不一定能解决我们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情况在不断变化，我们过去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发展模式也不可能一直有效。若不能继续改革，过去的成功经验就可能成为负担甚至陷阱。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去解决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注：本文经出版方授权摘编自《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一书的前言、数据和文献说明及结语，表述顺序有微调，小标题系编者所加） 

　　一位清代京官的记账单——读《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 

　　发布时间：2021-9-11  稿件来源：北京日报 

　　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大夫阶层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士大夫的动向和思潮，既反映了社会现状也反映了未来社会的走向。学者将针对士大夫的研究聚焦于某特定时期下，比如某一官员的一生，这样往往能从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看到当时整个社会的侧面。 

　　清朝末期士大夫阶层中的京官群体，反映了时局下整个首都的人情风貌。京官，一般指为官于京城中人，既包括科举出身的翰詹科道以及各部院司堂官，也包括靠捐纳留在京城中分发各部院的小京官。他们中既有士大夫中的佼佼者，也有混进士大夫阶层的投机者。他们组成了在京城百姓之上、皇族之下的一个个特殊圈层。 

　　清末著名清流官僚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与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以及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并称为“晚清四大日记”。这几部记载详细的日记，为后人研究晚清官员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翔实的一手资料，比如后人编辑的《越缦堂诗话》《越缦堂日记说诗全编》《越缦堂读书记》《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等大部分材料都取材于《越缦堂日记》。而由学者张德昌整理编写的这本《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则是将日记中，李慈铭三十余年的实际收入与支出详细整理，并辅以其他参考资料，通过李慈铭的一生了解清末时期京官的财政收入、社会生活、工作详情等，了解大变局下的官员生活。 

　　李慈铭的仕途经历与当时大多数京官的仕途几乎无二，他原本由捐途出身，家中变卖田产为他捐得户部郎中一职，但经波折又让李慈铭横出一笔钱财才得补京官之缺。能够靠捐途入京官，一般认为捐者家境肯定殷实富足，但李慈铭则有些赌博性质，为了重新光耀李家几乎倾家荡产来京做官，这也让他对于京城的官场生活增添了现实的动机。 

　　京官的贫穷在清朝是个不争的事实，相比较外省官员，京官限制很多，开销还大。京官的生活靠合法的与非法的陋规，靠捐纳人员的印结银，靠外省官员剥削人民的残脂残膏来补足京官的收入。在士大夫的阶层中贫穷并不耻辱，甚至认为穷乃君子本质，因此这些京官在精神上自有满足之法。但现实仍旧难以抵御贫穷，由此产生了士大夫阶层对金钱与自我价值上的割裂，一方面鄙视金钱，愿被他人尤其是百姓视为贫穷清廉，另一方面对金钱又有着无尽的渴望，越是经历窘境越是对金钱有着奢望，造就出了一副副虚伪的面孔。 

　　京官经济的窘迫在李慈铭所记中让人诧异。以李慈铭本人为例，他作为京官中的小官，经常穷得难以开火做饭，也经常把身边衣物典当而久久不能赎回。有些官员虽身为有头有脸的京官，向钱铺借钱却经常不能按时还钱。作者以李慈铭的收入及开销做了对比，在书中一项项表格中我们能看到，京官的官职收入远远在一般生活费用水平之上。如果仅以此来看，京官相比较京城百姓收入可以说是不菲，维持基本生活绰绰有余。但京官为什么如此贫穷？这主要归咎于京官的官场陋习以及京官的生活方式。 

　　张德昌在书中为我们介绍了致使京官贫穷的诸多因素。北京各部院衙门有种不成文的传统习惯，下级官吏对上级官吏要送各种名目的节礼。对于大官的仆役、舆夫、门房都要送红包、门茶，而对于本衙门中的各种茶房、皂吏等小角色都要按节犒赏，对于传达消息的仆役更要有奖赏，这些日常工作开支都要京官自己承担。在李慈铭的生活中，就曾有过在北京严冬时节不得不把自己的皮袄送到当铺换些银两，用于给衙门的仆役以皮袄赏的事。官员当掉自己的皮袄为了给干活的人买皮袄，这种奇怪的事，在清朝，在京城并不奇怪，而且仆役也没有多少感激之情，官员为此还满腹牢骚和怨气。这种犒赏只是京官保持身份的必需形式。 

　　京官最怕遇到嫁娶、生子、寿宴、丧吊等事，这笔开支往往突然且庞大，有时京官不得不借贷来交际应酬，为此一众京官标榜自己“清流”，减少社交，实际有些人是为经济所苦恼。北京城地域广阔，在京为官又得守风气，京官出入一定要乘车。上班下班、朋友往来等都得要乘车出行，这是京官为了维持自己身份的亏本支出。在书里张德昌还写到，京官的基本衣着，朝冠朝服、靴袜朝珠等都要自己置办，这是笔大花费。有些京官，为官多年竟然自己都凑不齐衣冠，常常向人借用，这种荒唐情景在那时尤为常见。 

　　书中张德昌将李慈铭的生活刚需一一列出，住宅、姬妾、仆役、歌郎、戏曲、冶游、宴饮等花费极大。这种生活需要十分充裕的收入才能支撑，各种敛财通路大开，京官的收入往往也入不敷出，京官经常用赊账、典当等空隙拉开自己的资金空间，常常处于西墙东补的状态。外官和京官也互相勾结，从日记中我们看到这种勾结有时不一定是政治上的勾连，外官虽然在外地搜刮抢掠，但他们仍需要京城的人脉帮他们上下走动。而京官这边，我们在书中能看到一种朴实的想法，就是想要借京官之便得到外官的馈赠。因此，京官还专门有个消息网，得知外官到京，京官立马相互通知，联合邀请，形成了京官迎外官的风气。另外，京官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晋升调任的活动空间，众多京官维持着这种交际和体面，就是为了在官场上可以左右逢迎。 

　　京官的这种腐化奢靡的生活，仰赖于外官的补充，而外官在各地大肆地敛财致使人民受难，可以说京官的生活是建立在剥削人民的基础上。李慈铭在日记中也记载了，京官的生活与普通百姓简直是天地之别，这种生活方式，使得京官期望更多的收入，互相内卷打开了欲望的枷锁。当然也有真正清流的官员，杜绝这些败俗的官场习气，但是在众多京官眼中，他们的道德感刺伤了自己，因此不同流合污的京官，在京城中被孤立、被耻笑、被整、被设计，成为清朝官场的牺牲品。